近年来，涉及传统葬习的案例多由迁坟、平坟所引发，其中有的是发生在公权力与私主体之间，为了公共利益(例如城市扩建、缓解土地紧张等)征地迁坟、平坟复耕。另一种情况表现为私主体之间的迁坟权利冲突，当事人一方在未征得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，将逝者遗体土葬在另一方的承包地上，从而形成两造之间的物权保护纠纷。对这类案件，立基于传统丧葬风俗习惯的考量，法院通常有以下三种处理方式: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          上海公墓,嘉定清竹园,嘉定公墓,

    其一，确认土葬行为侵犯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，但由于“入土为安”“死者为大”的传统丧葬风俗习惯，已下葬则不宜另行搬迁，责成侵权人以经济补偿替代排除妨害。例如在王运模诉游华强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中，原告两次诉请法院判令侵权人排除妨害、迁移坟墓，法院在充分考虑了当地人默认的习惯规则基础上，提高经济赔偿数额的判决来补偿被侵权人，以此化解矛盾，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。这样的判决结果得到了此类纠纷解决的社会认可和普遍共识，因为案件通常发生在邻里村落间，甚至是家族内部;案涉当事人均为村集体内部成员，甚至是亲属之间，承包地属于村集体共有，只要没有违背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第10条的禁止性规定，③当事人完全可以在村委会或家族长者的组织下协商解决，况且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冤家宜解不宜

结。即便是诉诸法院，基于公序良俗原则，加之迁坟兹事体大，容易引发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的不良后果，故而此类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支持，也不是法院处理的最优选择。

    其二，确认土葬行为侵犯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，法院判令侵权人迁出坟家、排除妨害、平整土地并赔偿经济损失。如刘红珍诉张以仁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中，法院酌情判决由被告将坟出后，用泥土将坑进行填埋，填埋至与周边的土地齐平。江、又如在沪州古蔺法院强制执行迁坟一案中，法院虽判令侵权人一方限期迁坟，但当事人以各种理由逃脱拒不执行，最后法院会同相关部门强制要求侵权人执行迁出坟墓的判决，在该案中，法院特别强调:“死者为大亦要合理合法，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，违法者终将为法律所制裁。”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，依旧充分考虑了当地的丧葬风俗习惯，例如挖掘、起棺的时辰，就遵照执行人的要求，这体现公权力主体对逝者和民间信仰的尊重。

    其三，法院以案件应行政部门处理为由，裁定不予审理。主要涉及到利用耕地土葬遗体或者在火葬区土葬遗体的行为，因其违反了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: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……，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。

    上述纠纷的司法裁决结果，恰恰证明了传统葬习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殡葬现代化而日渐式微，反而成为了法官定分止争、依法裁判的重要考量因素，也是《民法典》第十条之于司法的题中应有之义。